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开启的理论征程和实践探索。在2015 年1 月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强调要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发展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2016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 “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必须不断开辟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系列总结和理论升华，同时又是这一实践的精神指引和行动指南。如果说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探索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并指引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开始走向富强; 那么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引领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现代化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对以往实践和理论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创新和超越，它坚持以“中国特色”为理论方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道路指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精神内核，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崭新的发展实践和治国理念。在时间维度上，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和延续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又深深地镌刻着新世纪的时代烙印和现实特性。在空间范围上，它立足中国国情并解决中国问题，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同时为全球发展和治理提供中国的价值观念和解决路径。只有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全球一体化的空间格局中才能准确地把握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和历史使命。
一、坚持“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处境、现实国情和时代条件，应对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问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起点。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与各种民族具体情况紧密结合，形成“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道路，也没有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模式，各国“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方法、方式，制定适合自己具体实际的政策”。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要多种形式并存、各具特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自身的主体地位，从本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努力探索和大胆实践一种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在实现民族独立、开启现代化、实现中国梦进程中始终坚持的独特路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和特有方法。坚持中国特色，从理论角度看，就是在尊重和运用真理普遍性、一般性和共性的前提下，更加凸显现实事物的特殊性、具体性和个性; 在社会实践中，就是在承认和遵守世界各国普遍价值、共同理念和交往规则的前提下，更加强调每一个国家的多元文化、现实国情、社会特性和发展道路。
坚持中国特色就是要独立自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也是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和行动指南。只有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独立自主地创造新理论，提出新观点，寻求新方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一总体性、根本性的重要判断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客观基础和起点。进入新世纪以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参与全球发展与治理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挑战。立足国情，面对问题，十八大以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
第一、系统地论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体地勾划了中国共产党在21 世纪
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新中国成立100 年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最后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社会整体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弊端进行全面改革;必须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三、就解决当前经济发展困境而言，面对经济增速下降、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通过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推动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注重创新驱动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重新挖掘和配置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促进新兴产业的增量、快速发展。
第四、在长远的、全局性的发展方式上，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举措，协调才能促进持续均衡发展并提升整体效能，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才能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秩序和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共享是全面改革和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新的发展理念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必将成为21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的指导理念。
正是这些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中国经济才能保持长时间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才能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风景独好”并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大原动力; 中国才能依照自身情况不断调整规划和策略，克服和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最终才有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实现民族复兴。
坚持“中国特色”是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起点和核心内容，它不仅是解决中国自身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基础，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探索和实践适应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借助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西式的生产方式、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它们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成为全世界共同接纳和效仿的对象，从而导致不同文化话语、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在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曾经因为对苏联模式的盲目遵从而导致一系列重大挫败。然而，普遍主义的盛行并不能完全抹杀和消除各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每个国家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同时也必须坚持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诚如习近平2013 年3 月23 日在莫斯科演讲时指出: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也要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发展道路。在融入全球化、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要摈弃普遍主义、单一模式和同质思维，在合作共赢中倡导多样和异质，在交往和竞争中资源共享、求同存异最终共同发展。由此推之，每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努力摆脱对西方道路、理论和模式的迷信，通过不断创新和实践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只有尊重“各国特色”，包容各国在经济发展程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上的差异，提倡自主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发展道路，才能摒弃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试图将西方价值和标准推广到全世界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因此，坚持“各国特色”，拒绝普世主义价值观，尊重各国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这不仅是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继续发扬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方法和原则，更是其具有世界意义的内在特质和历史使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西方各种普遍主义价值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也必然贯穿于21 世纪的崭新实践和理论话语之中。
二、延续中国道路，提升中国话语
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一条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独特发展道路。这种道路立足中国实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弘扬中国文化，从而使之有别于奠基于西方文明之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基本制度，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实践经验和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明确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把这种道路命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和经验积累，中国道路在21 世纪已经形成一套独特的理论和制度体系。中国道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发展目标，最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道路创新和丰富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展现出社会主义道路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从经济总量看，中国GDP 从世界第十位跃升到第二位，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 从个体的民生福祉看，人均GDP 从190 美元连续翻番达到7880 美元，全国7 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实践证明，中国道路不仅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更是在新世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道路的成功提升了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对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西方意识形态形成了有力地冲击和挑战。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理论成果和制度体系，不断为中国话语注入崭新内容和核心要素，并成为其塑造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坚实基础，开创一种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新道路和新话语。
首先，在经济体制上，中国道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既要让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发挥基础决定作用，同时运用“看得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在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之外，建构一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体的话语体系。事实证明，这些理论建构和制度设计适应现代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具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其次，在分配制度上，中国道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面对当前存在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不断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实现劳动者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同步增长，使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西方“福利国家”模式出现种种弊端之时，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共享”等观念逐渐突显其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三，在政治制度上，中国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不仅能够避免西方民主的种种积弊，而且还具有选贤任能、良性运行、民主协商等优势。这种具有强大的中央集权、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对人民负责的模式，形成一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政治话语体系。
最后，在价值观念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话语的核心和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形成的制度文明与两千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和价值观念。中国话语有别于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一种与西方主流思想和话语模式不完全相同的中国价值观。
总而言之，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和制度优势为中国话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鲜活的内涵，中国道路的创新性和独特性使中国话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理论体系。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继续坚持这一道路，系统地总结和提炼其有效的制度体系和内在的价值观念，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话语。邓小平指出: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中国道路内在的“共有”、“共享”、整体大于个体、互利共赢等原则开辟了一种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它试图克服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和霸权主义产生的各种弊端，开启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肆意掠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道路及其话语体系首先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创造，它是中国在21世纪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其次，中国道路对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价值，它越来越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和全球价值。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积极引导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参考、借鉴中国的实践经验，激励世界各国“走自己的路”、坚持自身特色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最后，中国道路及其话语体系打破西方发展道路的惟一性和普适性，终结了“全球化= 西方化”、“现代化= 资本主义”的虚假等式，它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超越和扬弃，是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全球治理模式的崭新实践和大胆探索，并且为人类发展和人类文明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新方向、新选择。
三、弘扬中华文化，贡献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理念、人文关怀和价值观念等，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方法，同时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注入东方智慧和文化滋养。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遗产，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大量地运用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和辩证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以自己质朴的语言风格，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浓郁的民族形式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实际上，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风格的理论成果，包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谐社会”的理想愿景等等。进入21 世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依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⑤，由此才能开创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并且不断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又必须植根中国传统文化。十八大以来各种治国理政方略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资源，从而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奠基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上。习近平指出，传统文化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因素之一，“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首先，在执政理念上，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等观念重视民本和民生，强调惠民、富民和利民，夯实和滋养了以人民为主体、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执政根基。
其次，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传统观念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应该遵从和顺应天道，从而摈弃以往为局部利益而对大自然一味的索取和掠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其三，在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上，“清正廉洁”、“刚健有为”等传统文化对为政者的要求亦是今天考核、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而重典治乱、惩贪肃贿、崇廉尚俭、以上率下等治厉原则，巡视、回避等例行制度也是当今防止、治理腐败制度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
最后，在处理国际外交关系中，传统文化中“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国虽大，好战必亡”等思想尊重不同文明形态的合法存在和特殊意义，倡导“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合作原则和共赢理念，能够改变国际交往中弱肉强食、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现象，夯实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在21 世纪初期形成的这些执政理念和治理方略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实践的总结和升华，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提炼和运用。
在人类迈入21 世纪之后，文化、宗教和民族等方面的冲突日渐成为影响当今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主导因素。在反思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旧世界体系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华文化的内在理念和精神气质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普遍价值。在2014 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华文化倡导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理念，建构“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全球愿景符合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它既是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精神底蕴和理论资源，同时也为解决当代全球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思路、中国方案。在应付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发展不平衡、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网络安全等问题时，各国必须通力协作逐步打造一种局部区域乃至整体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以共同利益为最高行动准则，共同协调经济和政治行动、共同应对全球危机与挑战、共享人类资源与财富，这些发展理念和合作原则能够逐步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和两级分化，摈弃国际交往中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建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并实现发展目标，而且要不断地发扬中国精神、拓展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全球发展理念和治理模式提供中国智慧。